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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不垮煮不烂捶不扁的苏东坡

熙林涉艺 2021-09-13 12:07:37





回看中国古代史,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的文学艺术大家宛若群星,而我认为其中最明亮、最灿烂、光线又还很柔和并能给人以暖意的那颗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可谓英玮绝世,凌跨百代之士。其为文,谈史议政之长篇如江河湖海,浩浩荡荡,时而波涛澎湃,时而恣肆汪洋;写景叙事之短文又精妙美伦,跌宕婉转,如行山间,奇景叠现;即便是三言两语的书画题跋看似信手拈来,亦然风神隽永,天然成趣。用其《自评文》中的几句话说就是“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所止于不可不止。”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作,浑涵宏放,劲拔流丽,思绪自由驰骋,题材涵盖古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作,以健笔劲豪一扫词坛侈丽萎靡婉约之风,开豪迈纵放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书法,淳古道劲,气象雍裕,为“苏黄米蔡”四家之一。其善画,尤擅于墨竹、怪石、枯木等,自嘲云:“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传世。

厉害啊!想一想,能在这几个重要艺术领域雄踞巅峰的还有其他人吗?怪不得苏东坡在世时就粉丝无数,诗文每每甫一脱稿,便满城哄传,争相传诵。其文章更是成为应第举子们的必修读物,生员中谁人不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一谣谚呢。出版商也是充分利用这一绝好机会,一再大量刊印大苏作品集,如苏轼自云:“贾人好利,每取拙文刊刻市卖”。如此想来,苏东坡当年该是何等的倜傥风流,潇洒风光啊。——其实,并不。

为了解大概,这里先列一个苏东坡高考之后的履历表,直观起见,不用年号,以公历记法显示。

1057年22岁,考中进士。本年母亲程氏眉山病逝,丁母忧归故里。

1060年25岁,丁母忧三年服满,回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1061年26岁,参加制举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凤翔府判官。

1065年30岁,回京城,任职史馆。是年妻子王弗去世。

1066年31岁,父亲苏洵在京去世,丁父忧,买船运送父亲、妻子归故里眉山。

1069年34岁,丁父忧三年服满,回汴京,仍授原职。

1071年36岁,任杭州通判。

1074年39岁,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1076年末改派河中即今山西永济县知府,中途又改任徐州)

1077年42岁,任徐州知州。

1079年44岁,四月调任湖州知州,八月以“文字毁谤君相罪”押入汴京乌史台牢狱,十二月出狱。

1079年45岁,出狱后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谪居黄州。

1083年48岁,四月奉诏赴汝州任团练副使,中途改常州居住。

1085年50岁,五月出任登州(今山东烟台)知州,到任五天,奉诏进京升任礼部郎中,十二月任起居舍人六品。

1086年51岁,三月升任中书舍人四品,九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

1088年53岁,知礼部贡举。

1089年54岁,出任杭州太守,充浙西路兵马军州事。

1091年56岁,奉诏回京任礼部尚书。八月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

1092年57岁,二月奉诏回京任兵部尚书,十月任礼部尚书,不久外放扬州太守。

1093年58岁,八月外放定州太守。

1094年59岁,发配岭南,四月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六月贬惠州。

1097年62岁,四月贬琼州(今海南岛),六月渡海到海南岛儋州谪居。

1100年65岁,调廉州安置。六月离南海,七月到廉州,又改舒州(今安徽安庆)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十一月改提举成都玉局观。

1011年66岁,六月真州(今江苏仪征)生病,七月卒于常州。

乖乖,谁见过这么复杂的工作简历啊,如果填写干部履历表,那不得非加附页吗?苏东坡原来是命运多舛,仕途偃蹇,大半生都在漂泊转徙,颠沛流离啊。朝迁夕贬,东奔西突,“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虽是官身,却哪有半点的安适与安逸啊。如果再了解一下苏东坡的几个具体经历,恐怕就会对苏轼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了。

1069年,苏东坡丁父忧服满回汴京任原职。时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等。本来苏轼也是主张改革的,但他不满意王安石一班新党的过于激进和冒进,于是多次上书,认为新党人不可用,遭致了新党人物的切齿大恨,都争相要把苏轼参倒。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污奏苏轼,说他在父亲去世,扶柩归川时,曾在船中贩运私盐,此案一旦成立,其罪非同小可。于是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以获取苏轼罪证。因实无此事,获罪未成。由此可知,苏轼当时在朝中的处境。因此乞请外放,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苏轼由杭州知密州,由密州知徐州,由徐州知湖州。虽然苏轼连年外任,但新党人物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攻击和陷害。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禀从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构造非语”,言苏轼有以“文字诽谤君臣罪”,连章弹劾,执奏不已,要求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神宗便命令御史台派人到湖州拘捕苏轼。苏轼是四月二十九日到任湖州,七月二十八日由李定指派的当朝捕快皇甫遵捕押。途中,苏轼欲投江自杀,未果。八月十八日被押入汴京东澄街乌史台牢狱。狱中,苏轼又想绝食而死。此时,多位大臣上书劝谏神宗,包括已经退隐南京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苏轼免遭一死,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定案出狱,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贬谪黄州,不得签署公事,唯可思过自新。官署不能安身,寓居定慧院。初到黄州,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大小,二十多口,饮食所需,极成问题,只能靠少有的那点积蓄度日,一天的费用不能超过一百五十个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个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早晨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便将画叉藏起。此外准备一个竹筒,再将每天节省的钱放在竹筒里,作为款待客人的费用。常年“素食没齿”,窘迫之状,可见一斑。州治之东,黄冈山下,有一片几十亩的荒坡,苏轼有诗《东坡八首》,其序文这样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余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之后便于此耕作,自种自食,自织自衣,“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并由此自号“东坡”。

现在,大家都知道“东坡肉”是一道名菜,其实,最初制作这道菜却是苏轼在黄州时素食终年的无奈之举。他的小文《猪肉颂》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送沈逵赴广南》诗:“我谪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正是他在黄州的真实生活写照。

1084年4月,在黄州居住了四年多已经四十九岁的苏东坡,又奉诏赴汝州任团练副使。困苦不堪的他实在无经济能力走旱路赴任,一家二十几口只好雇船沿江东下,绕水路而行。路上风涛惊恐,举家重病,行至南京,小儿子苏遁夭亡。苏轼“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其妻更是“母哭不可闻,欲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行至泗州,资用罄尽,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交迫,朝夕在即。不得已,给神宗皇帝写了《乞常州居住表》,真是字句滴血,催人下泪。

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年五月,苏轼被启用,出任登州知州。到任刚刚五天,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升为起居舍人,过了三个月,升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专掌皇帝制诰,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与秘书,经常住宿内廷,有“内相”之称。不到一年,苏轼由一位贬所的团练副使擢升到“备位禁林”,冰火之变,古今无此。苏东坡应该倍感风光了吧。

此时的宰相是司马光。司马光掌权,全盘否定新法,前朝之臣尽皆逐之,前朝之事尽皆废之。苏轼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新法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应该继续保留,于是与司马光产生了矛盾,又招致了旧党的嫉恨。同时,苏轼不满理学家程颐扼杀人性,不近人情的学说,有时对其进行讥诮,也受到了程颐党徒的攻讦。新党、旧党夹击,程颐党派横扰,渐渐的,苏轼在朝廷又无法立足了。于是,他多次提出“补外”。

1089年,在苏轼自求外调下,三月出任杭州太守。这之后,又几度召回外放,外放召回。

到了1094年,章淳为相,新党重新执政,一下子将苏轼发配到了岭南。先贬英州,又贬惠州。此时的苏轼,没有官家俸禄,日子极其清苦,买不起肉吃,他就嘱咐屠夫把没人要的羊脊骨留给他。他把屠夫剔过的羊脊骨放在炭火上烤,边烤边往上面挥洒酒和盐,等那羊脊骨上少少许的羊肉色泛金黄,便拿过来啃食,以解饥馋。现在的烧烤羊排小吃,说不准又是发自于苏东坡。因为居无定所,在邻里的帮助下,他要造一所房子,房子还没有建好,相伴他二十三年的侍妾朝云因劳累过度身染瘟疫撒手人寰。新巢筑成,泥水未干,朝廷又将他逐出惠州,远谪琼州。琼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冰天冻地,酷寒凝骨的北国是辽、夏所属之地,已不在北宋的管辖范围,琼州当时叫作“天涯”,这里四季风腥,终年湿闷,虫蛇出没,瘴气弥漫,也是北宋版图上远之不能更远,差之不能再差的地方了,朝廷便将苏轼贬到了此地。这在宋朝,尚无先例。

1097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东坡老人,在幼子苏过的陪伴下,渡海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回望大海,感慨万分,心念恐怕再无生还北归之日了,不免兴叹:“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初到儋州,县令张中腾出官舍,安顿苏轼住下,并从自己碗里省出饭来,款待苏轼。不料,朝廷又派董必视察罪臣的生活状况,董必派人渡海一看,东坡老翁还在顺顺溜溜地喘着气哩,一句话,便将张中革职,将苏轼父子赶出了官舍。无奈,父子二人在椰子林里搭了一个聊避风雨的“槟榔庵”,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苏东坡记述的话来说就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战胜饥饿,成了每天全力以赴的命题。芋头白水,水煮苍耳,这些也没有了,就学着坑里的蛇与青蛙吞食阳光的样子,实行“阳光止饿法”,还并认真地将此法传授给儿子,以解“绝食之忧”。

除了这些肌体上的磨难之外,还有精神上的折磨。作为文人,特别是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离开了笔墨纸砚,那简直是六神无主,甚至于比饥饿还更难受。而在这蛮荒遥远的椰子林里,缺纸少墨是经常的。被逼无奈,苏东坡只好在槟榔庵里点火熬起松脂,自制松墨。火烧到半夜,墨未烧成,却引燃了茅庵,差点人屋俱焚。

苏东坡完全可以不是这个样子的。王安石变法之时,他若稍加附会,则当“进用可必”,官阶日升。司马光主政之时,他若缄口默言,自是显赫朝里,稳坐公卿。也就不会有乌台之辱,黄冈之困,琼州之厄和那些除谪交互、冒霜餐风、疲于奔命的羁旅之苦。然而,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一生都是旷达不羁,独立不倚,从不会俯仰由人,依人作嫁,望风使舵,随波逐流。毛晋《东坡笔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们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聪明与才智)’。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人时宜’。坡捧腹大笑!”故事形象地反映出苏东坡不苟俗时务,藐视权贵的个性。怪不得王朝云被苏东坡称为“知己”,岭南病亡后苏东坡专门为其书一挽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备思卿。”苏东坡就像一只身上长满了坚锋硬毫的刺猬,时常鼓动其脊肋,将对手刺痛刺伤,终生遭致新旧两党的忌恨与排挤。

对于自己的不公遭遇,苏东坡并非没有思想上的矛盾与痛苦。《超然台记》:“凡物皆有所观,苟有可观,皆有所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者,吾安往而不乐?”《放鹤亭记》:“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灵璧张氏园亭记》:“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以及《清风阁记》中借来去自如、飘忽不定的风,《雪堂记》中借主客散人、拘人之辩都流露出出世与入世的徘徊心理。而有名的《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魯,无灾无难到公卿。”更是表达了苏东坡的激愤苍凉之情。

但是,苏东坡的这些消极情绪,却如火花,似流电,一闪而灭,稍纵即逝。尽心报国,死而后已,一直是他人生的主调。朝廷一有所用,他就如一匹征战不懈的破阵之马,备上鞍鞯,又奋骧扬蹄上路了。

密州任时,蝗灾肆虐,布阵横空,三年于兹,饥馑疾疫,民不聊生。苏轼初到任上,就立刻巡视各县,寻田问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采取多种措施,鼓舞振作灾民,有效控制了灾情。他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行动,《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针对当地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他还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和《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建议免除密州百姓的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由于密州连年遭灾,百姓靠“剥啮草木”度日,许多人家不得不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在城跟道旁。苏轼不但带头“洒泪循城拾弃孩”,还设法从官仓中拿出部分粮米专门用以收养弃儿。同时,他四处动员家中无儿无女者领养各地的弃孩。凡每养一弃儿者“月给六斗”粮米补贴。几年间,救活被遗弃的孩子数千人。”十年之后,苏轼赴任登州路过密州时,那些当年被收养活下来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闻知,纷纷前往苏大人住处感谢救命之恩。

徐州任上,黄河自澶州(今河南濮阳)决口,洪水如万匹猛兽,滔滔滚滚,奔袭而来,徐州面临灭顶之灾。城内有钱人家纷纷携带家眷财物,准备出城逃难。穷苦人家欲逃不可,只能坐以待毙,一时人心大乱。为了安定人心,保住城池,苏东坡亲自坐镇城门,下令不准任何人出城,并郑重宣布:“只要我苏轼在,决不让洪水进城。”大家惊慌的情绪才逐渐得以平静。接着,苏轼把全城百姓组织起来,划分地段,分区防洪,加固外堤。又从家里搬来被褥,住在城墙顶上的小棚内,几过家门而不入,和老百姓一起蹚泥涉水,指挥抗洪。 洪水退却后,全城百姓欣喜若狂。为纪念这次抗洪胜利,徐州百姓在东门上建了一座楼台,苏轼取名“黄楼”,并在《九月黄楼作》一诗中回忆了去年洪水来临时的情景:“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任杭州太守时,苏轼组织百姓疏浚西湖,挖淤泥,除葑草,筑建起一条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横贯湖面长达数里的苏堤,堤架六桥,沿堤植柳种桃,即美化了西湖,又保证了沿湖百姓庄稼旱涝丰收。他组织广泛募捐,创办了杭州第一家病坊“安乐坊”,也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亲自主持配制出一种有多种疗效的丸药,名为“圣散子”,为穷苦百姓治病,三年治愈病人千人。他不惧当地富豪强暴,革除税绢积弊,冒着被皇帝治罪的危险,将带头聚众喧诉闹事的颜章、颜益法外刺配。

苏轼知登州,只有短短五天。虽只短短五天,他却立刻进入角色,充分分析当地的战略地位,根据当时的邻国情势和宋王朝安全的需要,提出应对措施,返京即以《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建议整顿登州水军,加强海防,解除边患。

甚至不在公务任上,苏轼亦然关注民俗民情,竭其之力,除弊引善。贬谪黄州期间,不允许他参知公事,但他从本地一个读书人那里听到岳鄂之间有杀婴恶俗时,便“闻之心酸,为食不下”,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呼吁采取具体措施,制止杀婴。

苏东坡绝不同于那些一味歌风弄月,春风得意时自我陶醉、落魄潦倒时自哀自怨的文人诗客,在他浩繁的诗文篇章中,他那关心百姓,反映和同情农民生活疾苦的文词俯拾皆是,他那“唯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海更茫然”、“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怜农情感随处可见。

苏东坡就是苏东坡,虽然他一路走来,崎岖坎坷,风恶浪险,但即便身处荆天棘地之中,也依然不失昂扬向上、炽情喷发、拥抱生活、高歌人生的诗人情怀。

在密州,作为一地最高长官,连粮食都吃不饱,每天靠些枸菊充饥,但他照样谈笑风生,意气风发,驰马旷野,逐兔射虎,读《江城子》一词,似乎又看到了那“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里卷平岗”的壮观场景。

在黄州,他将大头菜、青萝卜、荸荠根吃的津津有味,并自名为“东坡羹”,将其做法写成《东坡羹颂》送给道人。有时还挥舞着藤杖,沿着长江,边跑边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在登州那五天,不知是真是假,于十月中下旬的日子里,他竟然见到了平常只在春夏时节出现的海市,并写诗言曰:“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贬到岭南惠州,他又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黄州时,他自造蜜酒,到了惠州,他又自造“真一酒”,边造边尝,边尝边吟:“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好酒而不胜酒力的他,常常酒没造好,自己却鼾声如雷的醉在一边了。

流放琼州,天水无边,出岛无望,他通命达观,自云:“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孤岛三年,九死一生,登舟赦归,他没有老泪纵横,而是将此看作平生之中最奇绝的游历,吟唱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就是苏东坡,他一生忠正在怀,从不忍欺天负心。执事庙堂,知无不言,为政一方,极尽天职,贬谪流放,超然物外,只要有一羹可餐、一息尚在,他一样活出人生的精彩。

参用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服老》中的一句话,好一个压不垮、煮不烂、捶不扁的苏东坡啊!

苏东坡,你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乡往之。”你可敬可爱,让每一个喜欢你的人都爱的心里发颤,心里发软。

史上如果没有苏东坡,历史的星空将会黯然失色许多。

 

二〇一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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