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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韵文史(上篇)

雪月梦梅庵 2021-02-22 11:23:49

中国韵文史(上篇)

龙榆生

第一章 四言诗之发展与《三百篇》之结集

诗歌伴音乐舞蹈而俱生,为人类发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学发展之程序,盖未有早于诗歌者。《乐记》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汉书·艺文志》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是也。《诗大序》更畅论其发达之原因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盖自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诗歌产生之可能性。沈约所谓“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

一、诗《三百篇》起源

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于完善,民间有所讴咏,亦仅口耳相传。《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后人伪托,无可征信,且付“阕如”。周代尚文,始立采诗之官。《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1]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种制度,虽起自何王,终于何代无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即以近人之考证言之,《周颂》为周代初年作品,《商颂》为宋诗,《鲁颂》为鲁诗,二雅、十五国风,大抵皆作于周代;然论时代则至少亦五六百年,论地域则有雍、冀、豫、青、兖诸州之国,不有专司其事者为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诸管弦?且孔子既有“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之事,则《三百篇》之结集,殆出于周代之“大师”无疑。

二、四言句式,风、雅、颂之别

《三百篇》虽间有杂言,如三言之“振振鹭,鹭于飞”,五言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挚虞《文章流别论》)。三五言调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二四言调之“鱼丽于罾,鲿鲨”,六七言调之“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药园闲话》)之类,然率以四言为主。其形式之由散趋整,亦足见其曾经润色,匪尽里巷歌谣之真面。所谓“风”“雅”“颂”之区别,据《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朱熹《诗经集注序》则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近人则以“风”属之民众文学,“雅”属之朝廷文学,“颂”属之庙堂文学(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而“风”有十五国: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合之桧、魏、陈、齐、卫、唐、曹、郑、秦,又各因其地势风俗之不同,而异其风格。约而言之,秦地于《禹贡》时跨雍粱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由,念死生之虑。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齐居海滨,其诗舒缓(说详《汉书·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于诗歌,其作风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诸国风除助词顺各方之语气,稍有变化外,其语言文字,仍归一致;则风诗之曾经润色,殆无可疑。

风诗既出于里巷歌谣,其作者多不可考。惟毛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作,其描写技术,实较其他国风为精进。吾人苟承认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则以《七月》等篇为出周公手,庶几近之。《七月》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如: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于杂叙家常琐屑之内,着此富于情调之笔,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谓为偶然。兹举《东山》全篇如下,以见风诗之一斑: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果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

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阮元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于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揅经室集·释颂》)颂多用于郊庙祭祀,作者宜为贵族,而技术往往劣于风雅。又如《周颂》中之《清庙》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时迈》一章十五句,皆全篇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或谓风雅之用韵者,其声促;颂不用韵,其声缓(《韵文通论》引王国维说)。然在文学上之价值,颂固不逮风雅远甚,以诗歌原以抒情为主也。

大小雅有祝颂赞美之辞,有祭祀燕饮之诗,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为史诗之发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于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写恒有动人之处。又如大雅《江汉》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时南仲伐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之事,《六月》叙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参看陆侃如《诗史》上),并能将东迁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铺张之叙述。虽不足以跻于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周代文学与武功之发展情形,于此足觇之矣。

《三百篇》为周代诗歌之总汇,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其在当世,《三百篇》并为入乐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经数百年之酝酿,而诗歌有此大结集,不可谓非中国文学史上之无上光荣已!

 

第二章 《楚辞》之兴起

一、楚之诗歌渊源

《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中国文学之南北分流,由来久矣!楚俗信巫而尚鬼(王逸说),又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郦道元《水经注》)。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而语长,又富于想象力。加以山川奇丽,文藻益彰,视北方之朴质无华,不可“同年而语”。稽之古籍,有楚康王时之楚译《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说苑·善说篇》)

译者之技术高明,令人想见楚人诗歌格调。语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于两句中夹一“兮”字,句调较长,为异于风诗作品耳。又如徐人歌诵延陵季子之辞: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新序·节上篇》)

句法亦略同于《越人歌》。此楚文学形式上异于中原文学之一点也。

《论语·微子篇》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史记》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引前四句则作“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二书所载不同,而较《论语》句末各增“也”字,便有往复丁宁之意。证之《离骚》多有此种句法,则《论语》所纪录,已稍失楚歌之语调。同时有《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离娄篇》)

则又句调近于《徐人歌》,而与后来之《九歌》同一轴杼者也。

二、《九歌》

《楚辞》至《九歌》出现,始正式建立一种新兴文学。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言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以《九歌》为“屈原之所作”,后人已多疑之。宋朱熹谓:“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此虽臆说,而以《九歌》曾经屈原修改润饰,殆无可疑。《九歌》本为民间祠神之曲,而其形式除每句皆夹“兮”字,以楚国歌辞之普遍句法外,绝少其他方言俗语,而杂其间;而且文采斐然,未见“其词鄙陋”;非富有文学修养之人加以润色,不能及此。屈原受《九歌》影响,以作《离骚》;《九歌》经原修改,而益增其声价;两者有连带关系,亦不必多所怀疑也。

近人王国维称:“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宋元戏曲史》)证之王逸所谓:“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知当时楚、越之巫,必兼歌舞,而自有一种祠神歌曲,别成腔调。所作《九歌》之作,或原依其腔调而为之制词,或本有歌词而原为之藻饰,现已无从断定。而在音节上,与风格上,显带沅湘民间歌曲之浓厚色彩,则可断言也。

《九歌》为沅湘间祠神之曲,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人以“九”为数之极,其后宋玉亦作《九辩》,非必其数为九篇也。

《九歌》用之“乐神”,而多为男女慕悦之词,此自民歌之本色。论其描写技术,或清丽缠绵,或幽窈奇幻。例如《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

令沅湘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少司命》: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

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之进步。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

《国殇》一篇,慷慨雄强,表现三湘民族之猛挚热烈性格:与其他诸作,又不同风;于此不能不叹楚才之可宝矣!移录如下: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第三章 伟大诗人之出现

中国古无文学专家,有之,自楚人屈原始。

一、屈原与《离骚》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初为王所信任。既以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原因谗被疏,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详《史记·屈原列传》。)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王逸《离骚章句》)。原被放时之往来踪迹,略见于《哀郢》、《涉江》、《怀沙》诸篇。东行发郢都,遵江夏,过夏首,南上洞庭,顺江东下,东至夏浦,又东至于陵阳。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复自枉渚溯沅至辰阳,入溆浦(参看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在此迁流转徙,不忘欲返之时,怨悱幽忧,不得已而从事于文学之创作,以表现其热烈纯洁之情感,而成其为伟大作家。司马迁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自序》)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不思所以发泄之;而屈原特从文学方面发展,遂为百世词人开此光荣之局耳。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而传说纷纷,篇目难定。要以《离骚》一篇,为原之最伟大作品。梁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文心雕龙》)司马迁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病,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离骚》为原全部人格之表现,宜其为万代词人之宗矣。

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国已祠神之曲;原受其影响,于音节、格调方面,不能无所规摹;已详前章,兹不更赘。近人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物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妙惟肖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楚辞解题》)由梁氏之言以读《离骚》,知屈原以伟大之人格,乃能发为伟大之文学;而伟大之文学,必为高尚热烈情感之表现,可无疑已!

二、《离骚》

《离骚》长至二千四百九十字,开中国诗歌未有之局。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盖纯以积极精神,图谋国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以自取容。篇中最足表现其热情,有如下列一段: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错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揽木根以结茞兮,贯薛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原亦自知其不能容于浊世;而自顾此身之皎洁,犹思有以感化人群,瞻顾徘徊,不能自己。既悲茕独,乃擬“就重华(舜也)而陈词”,又幻想“溘埃风而上征”,借以脱离现实。终之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入世既有所不能,出世又有所不忍;乃不得不出于最后之决绝: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科故都?

即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原不忍习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于决绝之词犹复不忘“美政”。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

《离骚》虽不必能被管弦,与《诗经》同为入乐之作,而其格局本出于祠神之曲,与“不歌而诵”之赋体殊科。后来入乐之诗,与一切歌词,莫不受其影响;宋沈约所谓:“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者是也。

三、宋玉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司马迁以“辞”与“赋”对举,是辞赋固自有别也。玉作《九辩》,尚为《骚》体之遗,而加以变化者;所以后来又有“屈宋”之称也。录首章如下: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恍懭俍兮,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

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

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第四章 乐府诗之发展

一、汉乐府诗之起源

周秦以后,直接《三百篇》之系统者,为乐府诗。盖自周衰雅颂寝声,歌咏不作;直至汉兴,高祖自为《大风》之歌,唐山夫人又造《房中祠乐》,而后诗歌乃有复兴之势。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乐府既有专司,而乐府诗之名,因之以起,据郑樵著录,乐府诗之出自汉代制作者,有汉《短萧铙歌》、汉《鞞舞歌》、《胡角曲》、《相和歌》、《相弦歌吟叹曲》、《相和歌四弦曲》、《相和歌平调曲》、《相和歌清调曲》、《相和歌瑟调曲》、《相和歌楚调曲》、汉武帝《郊祀之歌》、班固《东都五诗》、汉《三侯之章》、汉《房中祠乐》等十四类(详见《通志·乐略》);而作者时代之先后,不易证明。惟唐山夫人之《房中祠乐》,产生最早。《郊祀歌》大抵出于邹阳、司马相如诸人之手(用梁启超、陆侃如说),与《房中乐》并多用四言,而时有三字句及长短句,兼摹骚体(如《郊祀歌》中之《天门》一章是),是盖合诗骚而别开面目者,《礼乐志》所谓:“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相和歌》中之可确定为西汉作品者,惟《薤露》、《蒿里》二曲。《古今注》云: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作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使挽柩者歌之。

此采民间歌曲以入乐府之可考者也。他如《宋书·乐志》所称:“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果出于东汉抑西汉?竟不可知。其民间歌曲之怆恻动人者,则有《相和歌》中之《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清商瑟调曲》中之《孤子生行》:

……怆怆履霜,中多蒺藜。

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

泪下渫渫,清滋累累。

并极凄惨沉痛,沈德潜所称:“泪痕血点结缀而成”(《古诗源》)。至《大曲》中之《艳歌罗敷行》: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则又风光旖旎,细腻动人。乐府诗之出于贵族或民间者,固自殊其风趣也。

三、外国音乐对汉乐府鼓吹曲之影响

汉乐府中之鼓吹曲,大抵由于外国乐之影响。郭茂倩引刘谳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萧声,非八音也。”(《乐府诗集》)今所传有《短箫饶歌》十八曲,并为长短句,而或以为“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其间有抒情之《风》诗亦有近于《雅》《颂》者。其情诗之最佳者,如《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雄强横绝之态度,乃不似中夏民族口吻。其《战城南》: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则非战歌之最沉痛者也。

 

四、东汉乐府作者

东汉作者,据郭茂倩所录《杂曲》,有马瑗之《武溪深行》、傅毅之《冉冉孤生竹行》、张衡之《同声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娇饶》、繁钦之《定情诗》,而无名氏之作,亦复不少。张衡、傅毅,并用五言;以五言入乐章,则知五言诗之起源,盖至迟亦当萌芽于西汉矣。

五、魏曹父子所制乐府

魏代曹氏父子,所制乐府特多。就《昭明文选》所录,武帝有《短歌行》、《苦寒行》,文帝有《燕歌行》、《善哉行》,曹植有《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其著录于《乐府诗集》及《宋书·乐志》者,尤不可胜数。然“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文心雕龙·乐府》),且开南朝仿作乐府之渐,故文学史家不取焉。

六、南北乐府分流

魏晋而后,南北分疆,南朝之《清商曲》,北朝之《横吹曲》,续出民歌甚富,又为乐府诗放一异彩。南朝乐府,多出于晋宋之间,而又别其出于江南者为《吴声歌曲》,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异者为《西曲》(《乐府诗集》)。北朝以异族进据中原,吹笳鸣角之雄风,乃为诗歌别辟境界。大抵南主温馨软媚,北尚坦直雄强,以民族性之不同,各极其致,此南北乐府之大较也。

七、南朝乐府儿女之情

南朝乐府之有主名者,有晋沈玩之《前溪歌》、王厥之《长史变歌》、王献之之《桃叶歌》、王珉之《团扇歌》、宋汝南王之《碧玉歌》(并见《宋书·乐志》及《乐府诗集》)。其民歌之最流行者,则有《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之属,每种各数十曲,作者非一人。其特点,喜以谐音之字双关,如以“丝”谐相思之“思”,“芙蓉”谐“夫容”,“莲”谐“怜”,“藕”谐配偶之“偶”,“碑”谐“悲”,“蹄”“题”谐“啼”之类,遽数不能悉终。《吴歌》并言儿女之情,“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晋书·乐志》),亦靡靡之音也。然如《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

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读曲歌》:

自从别郎后,卧宿头不举。

飞龙落药店,骨出只为汝!

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语。

月没星不亮,持底明侬绪?

《华山畿》: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后者情尤浓挚专一,未可以“郑声”目之,西曲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懊依歌》之属,多写别离之苦。如《莫愁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

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

《懊侬歌》: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并以极朴拙之语出之,而深情自见,此南朝乐府所发为善道儿女之情也。

八、北朝乐府坦率雄强

北朝乐府有《企喻歌》、《琅琊王歌》、《紫骝马歌》、《地驱乐歌》、《陇头流水歌》、《隔谷歌》、《捉搦歌》、《折杨柳歌》之属,或叙边塞之苦,或言男女之情,并极坦率雄强,与南人殊致。其言边塞之苦者,如《陇头歌辞》:

言儿女之情者,如《地驱乐歌辞》: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郞转侧。

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捉溺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裌襌后裙露。

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两头系。

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

快人快语,不似江南女儿之扭捏作娇羞态。至表现北人尚武精神者,则有《琅琊王歌》: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

一日三摩婆,剧于十五女。

爱刀剧于少女,可见北人性格之一斑。中国文学,往往受外族之影响,而起剧烈变化,此亦其例证已。

九、乐府长篇叙事诗

此外南朝乐府有《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有《木兰诗》,并为伟制,合当补述。《孔雀东南飞》,据徐陵《玉台新咏》,谓是建安时人为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作;郭茂倩编入《杂曲歌辞》。近人多认为出于南朝,在长篇叙事诗中,实开中国诗坛未有之境。陆侃如谓恐受《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经》之影响(详《诗史·乐府时代》),理或然欤?《木兰诗》,郭茂倩编入《横吹曲辞》,关于作者时代问题,近人亦多争论,而诗中两言“可汗”,又有“燕山”“黑山”之语,殆为北朝作品无疑。

乐府诗产生于汉代,而极其致于南北朝。自后虽隋唐诸诗人,迭有仿作,然皆不复入乐,仅能跻于五七言诗之林矣。

 

第五章 五七言诗之发展

一、五言诗之起源

五七言诗出于汉代之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其起源不可详考,以意测之,其《诗经》与《楚辞》合流后之自然产物乎?钟嵘谓:“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诗品》)而世传苏、李赠答之诗,刘勰已疑之(说详《文心雕龙·明诗》)。至《古诗十九首》,徐陵《玉台新咏》著录其中八首为枚乘作,李善注《文选》,亦谓:“疑不能明。”近人辩证甚多,“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殆已成定谳矣。

汉乐府如《清商曲》中之《饮马行》,《杂曲》中之《冉冉孤生竹行》,多用五言,而不详其年代。惟《汉书·五行志》所载成帝时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足为五言诗产生于西汉时之证。比采而推,则汉乐府中之《清商曲辞》,未必悉为东汉作品。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成帝时)《尹赏歌》: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

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

《后汉书》载光武时《凉州歌》(琴按:“冀府寺”,原书作“冀府奇”,依《后汉书》改):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

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并为不知名之作者所为,而适足证明西汉末年,为五言诗之草创时代(参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其时虽未为文人所采用,而其体已大行于民间。至东汉则有班固(字孟坚,扶风人)之《咏史》、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之《翠鸟》、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之《赠妇》、郦炎(字文胜,范阳人)之《见志》,并以五言为诗;而蔡琰(字文姬,邕女)没于匈奴,备遭丧乱流离之惨,还国之后,作《悲愤》以写经历情形,为长五百馀字之叙事诗,语多沉痛。五言诗之进展,得此女作家,以下开建安之盛,亦至堪夸耀之事已。

二、七言诗之起源

七言诗之起源,旧说谓始于汉武帝时之《柏梁联句》,顾炎武已驳斥之(说详《日知录》二一)。汉初好楚声,楚歌多七字为句;如项羽之《垓下歌》,高祖之《大风歌》,苟去其“兮”字,或易“兮”字为他字,即成七言诗体;而其演变之迹,可于张衡(字平子,南阳人)之《四愁》觇之: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泪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至魏文帝之《燕歌行》,则脱尽楚调,而七言诗之体格,乃纯粹独立。五七言诗之发展,盖以建安之际,为最大枢纽矣。

三、建安七子

建安(汉献帝年号)之世,曹氏父子(武帝操字孟德,文帝丕字子桓)并好文学;而又有孔融(字文举,鲁国人)、陈琳(字孔璋,广陵人)、王粲(字仲宣,山阳人)、徐干(字伟长,北海人)、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应玚(字仲琏,汝南人)、刘桢(字公干,东平人),号称“建安七子”,为之辅翼;追随谈,饮酒赋诗,相互观摩,而专家以出。武帝英雄本色,气韵沉雄;文帝婉约风流,稍欠魄力;三曹之杰,端推陈王(曹植字子建)。七子之中,文帝独称刘桢,谓“其五言诗妙绝当时”(《魏志》注引丕与吴质书),后世遂以桢与陈王并称,有“曹刘”之目。实则差堪与陈王比肩者,惟一王粲。粲之《七哀诗》: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实开杜甫一派伤乱诗之先路。次则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羁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激昂沉痛,亦为唐人新乐府导其先河。至陈王以贵公子见忌于兄(丕),远徙他乡,郁郁以死。其天才超绝,而处境不堪,发为诗歌,缠绵悱恻,其代表作如《赠白马王彪》一首,尤极千回百折,抑掩悲凉之致。五言诗至此,已渐造极登峰。钟嵘评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不为溢美矣。

【附】赠白马王彪·并序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懃。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髪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第六章 五言诗之极盛

自建安而后,宋齐以还,为五言诗之极盛时期。综其源流,约有四变。

一、魏晋易代

当魏晋易代之际,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自放于酒,猖狂忧愤,一发于五言诗。作《咏怀》八十馀篇,或悼宗国将亡,权奸得志;或直抒己志,慷慨自伤(说详陈沆《诗比兴笺》)。特以“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事在刺讥,而文多隐避”(颜延年《咏怀诗注》)。然其悲壮热烈之抱负,固自充溢于字里行间。例如: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

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

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捐身弃中野,鸟鸢作患害。

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风骨高骞,旷世无匹!元好问称其“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论诗绝句》)。可想其权奇磊落之韵度,又不仅“阮旨遥深”(《文心雕龙》)而已。

二、魏晋玄学对文学之影响

魏代玄学盛行,影响及于文学。刘勰所谓:“正始(《魏志》:“齐王芳改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流波所被,两晋犹扇玄风,竞为说理之诗,绝少抒情之作。所谓“太康(晋武帝年号)文学”之代表作者,“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时所称,然视阮籍《咏怀》,皆望尘莫及。东晋惟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伏清刚之气,郭璞(字景纯,河东人)用俊上之才,一扫虚谈,卓然有所建树。然总论晋代诗坛,终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者,为占最多数矣。

三、陶潜开田园诗一派

晋宋之间,得一陶潜(字渊明,浔阳紫桑人),为诗家开田园一派,钟嵘《诗品》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然陶诗亦分冲淡悲愤二种,如《读山海经》之类,大抵寄慨无端,所谓“定哀微词,庄辛隐语”(《诗比兴笺》),与嗣宗《咏怀》,同其旨趣。特影响后来最大者,厥惟田园寄兴之作耳。兹举《饮酒》一首如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后来如唐之韦应物、储光羲,宋之苏轼辈,皆心摹手追,而不能几及。信乎其高旷之怀,渺不可攀矣!

四、谢灵运开山水诗之宗

降逮宋氏,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谢(灵运,陈郡阳夏人)腾声。钟嵘《诗品》称:“元嘉(宋武帝年号)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近人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之说(沈曾植与金蓉镜书,见《东方杂志》所载王蘧常著《沈寐叟先生年谱》),而元嘉之代表作者为颜谢。汤惠休尝评二家诗云“谢诗如出水芙蓉,颜诗似镂金错采”;沈约亦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然二家皆工于纂组,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灵运犹不足以当之。惟诗至元嘉,玄风渐歇;钟嵘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诗品》);灵运实开诗界模山范水之宗;虽有时兼谈玄理,而刻画自然景象者,实占多数,此五言诗之一大变也。后来写景之作,皆不能出其范围。继灵运而起者,有鲍照(字明远)、谢惠连(灵运族弟),而照尝拟古乐府,甚遒丽,亦“善制形容写物之词”(《诗品》),杜甫所称“俊逸鲍参军”也。南齐谢眺(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善为写景之诗,与灵运同称“二谢”。兹为各举一首,以见二家之风格。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谢灵运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透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

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擿叶卷。

想见山阿人,薛萝若在眼。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自汉末至此,五言诗之进展,举凡抒情、说理、田园、山水之作,无不灿然大备。迨齐、梁新体诗出,而古意荡然;沈约、王融,倡声病之说,遂启律诗之渐。所谓五言古体诗,乃暂消歇于宋齐之间矣。

 

第七章 律诗之进展

 “律诗”称“近体诗”,又称“今体诗”,盖与“古体”为对待名词;萌蘖于齐、梁,而大成于唐之沈(佺期)、宋(之问)。其体严对偶,拘平仄,有一定之法式,不可或逾。有谐协之音,与整齐之美,于诗歌为一变革;而不善者为之,往往流于平板庸腐;此其得失利病之大较也。

一、“永明体”为律诗之雏形

世称“永明(齐武帝年号)文学”,应用四声八病之说,以制诗歌;而竟陵王子良(武帝子)实为提奖。所谓“竟陵八友”(萧衍、王融、谢朓、任昉、陆倕、范云、萧琛),多数研钻声律,而尤以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世为甚。《南齐书·陆厥传》称:“约等文(当时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此体之兴,据钟嵘称:“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嵘虽持反对之论,而当时风气所趋,终于造成新局。王、沈之作,虽尚不能称为后来之所谓“律诗”,而已规模略具;例如王融之《萧谘议西上夜集》);

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

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长。

寸心无远近,边地有风霜。

勉哉勤岁暮,敬矣事容光。

山中殊未怿,杜若空自芳。

平仄对偶,皆渐趋严谨;所异于“律诗”者,惟多至十句,及“失黏格”耳。

二、句律在梁朝之发展

梁武帝(萧衍)虽不遵用四声(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而笃好文学;其子简文帝、元帝,皆喜为轻艳之词,当时号为“宫体”;而精研律切,俨然律体之先。如简文《折杨柳》,五言八句,其中“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直“律诗”之佳联。嗣是何逊(字仲言,东海剡人)、吴均(字叔痒,吴兴人)、王筠(字元礼,琅琊临沂人)、柳恽、庾肩吾之徒,莫不闻风兴起,争为啴缓。逊诗尤近唐人律体。如所作《慈姥矶》:

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

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

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

客悲不自己,江上望归舟。

几与初唐人格调无殊。齐代阴铿(字子坚),与逊齐名;杜甫所谓“颇学阴何苦用心”,可想见其句律之精警。此外如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张正见(字见颐,清河东武城人)、徐陵(字孝穆,东海剡人),及北周之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肩吾子)、王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人),隋之薛道衡(字元聊,河东汾阴人)、虞世基(字茂世,会稽馀姚人)等,皆为“律诗”进展历程中之主要人物;而以庾信为之魁;杜甫称之曰:“清新庾开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结齐梁新体之局,而下开唐人律诗之盛,庾信为承先启后之诗杰矣。兹录咏怀一首为例:

萧条亭障远,悽惨风尘多。

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

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

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

三、初唐对法理论促成律诗之建立

唐初承陈隋旧习,旋有“上官体”与“四杰体”之产生。上官仪(字游龙,陕州陕人)为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仪标“六对”之说,所谓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说详《诗苑类格》,引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其女孙婉儿继之,对法益精,因以促成“律诗”之建立。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杨炯(华阴人)、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骆宾王(义乌人),号“初唐四杰”,王世贞称其“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危言》)。宾王有《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雾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兴寄遥深,属对工切。盖律诗至此,已渐臻成熟之境,风骨亦视齐梁为高矣。

四、律诗之正式成立

迨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宋之问(字延清,虢州弘农人)出,承沈约、庾信之馀波,“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全唐诗话》),而律诗乃正式成立。独孤及称之曰:“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沈宋之外,又辅之以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学者宗之,而律诗遂风靡一世矣。兹举沈、宋诗各一首以示例: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沈佺期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度大庾岭》宋之问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第八章 唐诗之复古运动

一、复古运动之宗旨

自贞观(太宗)以迄垂拱(武后)、景龙(中宗)之间,世咸以律诗相矜尚,佻佞之风既炽,比兴之义日微。于是有豪杰之士,倡言复古,思干之以风力,以振废起衰。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出,崇汉魏而薄齐梁,将矫南朝之浮靡,而反诸淳朴。其所持之理论,则以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闲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孤竹篇序》)。文胜返质,为其最大主张。其诗务“骨气端详,音情顿挫”(同上),而恒以单行之笔出之,与沈宋之专崇对偶,回忌声病者,全立于反对地位。例如《感遇》[1]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固为累,嗟息此珍禽!

所谓“陶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艺苑卮言》)者也。

二、复古三家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继起,并以复古相号召。九龄亦作《感遇》十二首,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寄兴遥深,实与子昂同派。白才逸气高,与子昂齐名[2],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棨《本事诗》)尝作《古风》以标宗旨。其第一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其以复古自任如此!白又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本事诗》)白富天才,驰骋笔力,兼工各体。杜甫常拟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怀李白》),殆犹非白之本志。

陈、李诸人,各以复古自命;仍不免囿于风气,兼作律诗;特皆五言,不为七律耳。如子昂之《入峭峡》:

肃徒歌伐木,骛楫漾轻舟。

靡逶随波水,潺湲溯浅流。

烟沙分两岸,露岛夹双洲。

古树连云密,交峰入浪浮。

岩潭相映媚,溪谷屡环周。

路回光逾逼,山深兴转幽。

麕鼯寒思晚,猿鸟暮声秋。

誓息兰台策,将从桂树游。

因书谢亲爱,千岁觅蓬丘。

白之《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何尝不属对严整,“律切精深”?惟其风骨高骞,不流于靡,故足取耳。

自子昂以迄张、李,从事复古运动;虽未能将律诗推倒,而古近二体,疆界以分。即近体律诗,亦转崇风力,以下开开元、天宝之盛,为诗歌史上放一异彩。则三家复古之说,即为启新之渐,此实诗坛一大转关也。

 

第九章 诗歌之黄金时代

唐自太宗奠定国基,累世帝王,并崇文学,积百馀年之涵养,至开元、天宝间,篇什纷披,人才辈出。既而安(禄山)史(思明)乱作,诗人忧患饱更,愁苦呼号,作风丕变。乱前乱后,又为一大转关,而此五六十年间,遂为诗歌之黄金时代。

一、李白

盛唐作者,世推王(维字摩诘,河东人)、李(白)、高(适字达夫,渤海蓨人)、岑(参,南阳人),而四家并擅乐府新词,别出机杼。李白以复古自任,而笔力变化,极于歌行。王世贞以白为七言歌行之圣,谓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咏之使人飘飘欲仙”(《艺苑卮言》)。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扇,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

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惝恍迷离,涉想奇幻;用笔尤超拔纵恣,不仅能见其想象力之高而已。

二、王维

王维好禅静,爱山水,开唐代“自然诗人”之宗;而乐府歌词,在当时流传颇盛。死后代宗曾对其弟缙言:“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其作《洛阳女儿行》时年仅十六,作《桃源行》时年仅十九,作《燕支行》时年仅二十一(并见《王右丞集》自注)。其乐府歌行,大抵皆少作。晚居辋川别业,与裴迪弹琴赋诗,歌唱自然,悠然有出世之想,作品乃与陶潜为近。

三、高适、岑参与边塞诗

高岑歌行,最为矫健;岑尤磊落奇俊,特工边塞之作。岑尝从封常清军,官安西,先后凡五载(参考《旧唐书·封常清传》及《许彦周诗话》)。所有绝域风光,奇闻异事,参皆身亲而目击之。故其诗亦挟塞外风沙之气,声容激壮,变化无方。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是能于李杜之外,别成风格。南宋陆游之作,受其影响甚深。

四、王维与山水诗

自王维栖心禅悦,寄情山水,为歌唱自然之诗;孟浩然(襄阳人)、储光羲(兖州人)继之,并以陶潜为法。沈德潜谓:“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说诗晬语》)三家皆多作五言,与高岑诸人分途发展;而维之五言绝句,如《辋川集》中诸作,尤简淡高远,不食人间烟火气,是能于诸家之外,开径独行者。特录二首如下:

《木兰柴》

秒山敛馀照,飞鸟逐前侣。

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

《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前人称维“诗中有画”,信然。

五、绝句入乐之风

唐人以绝句入乐,开元天宝间,此风尤盛。旗亭赌唱,所歌并为绝句诗(详《碧鸡漫志》)。一时作者云兴,而李白与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人)最为杰出。王世贞称:“七言绝句,王江陵(昌龄曾官江陵丞)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昌龄所作宫怨,尤深合风人微婉之义,饶弦外之音。例如《长信秋词》: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深情幽怨,意旨微范,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唐诗别裁集》)。王士禛以此与王维之“渭城朝雨”,李白之“朝辞白帝”,王之涣之“黄河远上”,为唐人压卷之作。以为“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此四章之右者”(《万首绝句选凡例》)。若论寄兴深微,则三家视此,殆犹有逊色焉。

六、其他作者

此一时期之诗歌,如上述诸家,并各有其创造精神,而自成体格。他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隶盛唐作者,如常建、刘眘虚、张渭、王季友、陶翰、李颀、崔颢、薛据、綦母潜、崔国辅、贺兰进明、崔曙、王湾、祖咏、卢象、李嶷、阎防之属,所谓“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远”(《河岳英灵集论》)者,亦足窥见当时作者之盛,兹亦不暇详及云。

 

第十章 诗圣杜甫

一、时代背景

天宝之乱,诗人转徙流离,回首承平,如梦初觉;于是出其训练有素之诗笔,以从事于目击身经社会实际状况之描写,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参用胡适《白话文学史》);用诗歌以表现人生,反映社会;于是内容益见充实,光焰万丈,亘古常新。杜甫适当其时,既体备众制,旋经丧乱流离之痛,实始转移目标,以表现时代精神,而开诗坛之新局。无论内容形式,创格至多。自元稹、秦观,咸以甫为集大成之作者;近人梁启超,且有“情圣杜甫”之目。谓杜甫为“诗圣”,盖古今无异辞矣。

二、论诗主张

甫论诗主张,与李白异趣。白好为高论,甫则奄取众长。尝言“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又称“窃攀屈宋宜方驾,颇学阴何苦用心”(《戏为六绝句》);并足窥见其训练之精工,与门庭之广大。其取材既博,又能舍短取长,故其为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君墓志铭》)。此其技术之训练,过于当世诸贤者也。

三、内容题材

甫诗功既深,乃脱弃古人,而自行创造。元稹称其“《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乐府古题序》)。其五言古体,如《北征》、《奉先咏怀》、《三吏》、《三别》诸作,并能注意民生疾苦,表现当世社会实在情形,可泣可歌。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末段: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悲壮热烈,真有“释迦基督担当人世罪恶之意”(借用王国维评李后主词句),甫之所以为“情圣”者以此。更录《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首如下: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沉吟聊自适,放歌破愁寂。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羮,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崪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住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四、革新律绝诗法

甫诗有云“诗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赠韦左司》);又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醉歌行》);不啻自道其歌行之体格。至入蜀以后,生活较为安定,又稍转变作风;兴之所至,不惜破坏律体,自创音节;开宋金诸贤无数法门。例如《九日》:

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

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

 

与沈宋律诗,格调绝不相同,此足见甫之富于解放精神也,其绝句信口冲出,啼笑雅俗,皆中音律;(王世贞说)而绝去寻常畦町。其愤慨之作,有如《三绝句》之一: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诙谐之作,有如《绝句漫兴》九首之一: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

在盛唐绝句中,未见第二人如此作法者,又足见甫之富于创作精神也。

总之甫于诗歌,从多方面发展,又无体不别出新意。天宝之乱,成就此伟大诗人,实诗歌史上之无上光荣矣。

 

第十一章 唐音之剧变

唐诗自李杜而还,能独辟蹊径,卓然自成一宗,而影响北宋诸家最大者,厥惟韩愈(字退之,南阳人);而唐音之变,亦自愈始。

一、韩愈

愈生安史乱定之后,以古文相号召,主张“文必己出”;论诗崇李杜,而又不欲与之同风。其服膺李杜,有“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之语。其为诗则主“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诗》)。其运用之方,则喜以单行之笔,尽扫浮艳骈偶,务以豪放痛快,险峭通达取胜。又自知其才力,视李杜微弱,往往长篇一韵到底,又故押险韵以避熟就生;畅所欲言,而不免失之好尽。虽自创特殊之音节,要不及盛唐诸公之铿锵悦耳。沈括谓:“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引)陈师道亦有“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后山诗话》)之论。然其音节意境,皆戛戛独造,一洗软媚庸滥之习;洵唐音之剧变,亦诗歌中之疏凿手也。例如《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羮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大踏步而来,全无忸怩之态;此元好问所谓“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卧元龙百尺楼”(《论诗绝句》)者也。

二、孟郊、卢仝

自韩愈言诗,首倡雄怪,一时诙诡险僻之词竞作,而诗体遂发生重大变化。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卢仝(范阳人),皆与愈友善,而为愈所推挹,并务锤幽凿险,与愈异轨同奔者也。

郊耽吟成癖,尝有“夜吟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之句;思苦奇涩,而造语至新辟。愈尝赞之曰:“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例如《秋怀》:

竹风相戛语,幽闺暗中闻。

鬼神满衰听,恍惚难自分。

商叶随干雨,秋衣卧单云。

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

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

袅袅一线命,徒言系絪缊。

扫尽陈言,特工苦语。苏轼论其诗云:“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东野诗格,此十字足以尽之。世以“韩孟”并称,则又轼所谓“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东野之深,固不及昌黎之大也。

仝自号玉川子,以怪辞惊众,有《月蚀》、《与马异结交》诸诗,尤为怪诞。在律体盛行之际,有此诙诡之笔,一洗肤庸滥套,固自可喜。然其高出时人处,仍在切近人情之作,语杂嘲戏,令人啼笑皆非。如《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示添丁》诸篇,最堪把玩。其《示添丁》云:

春风苦不仁,呼逐马蹄行人家。

惭愧瘅气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为生涯。

数日不食强强行,何忍索我抱看满树花?

不知四体正困惫,泥人啼器声呀呀。

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

父怜母惜掴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

宿舂连晓不成米,日高始进一碗茶。

气力龙种头欲白,凭仗添丁莫恼爷。

语意之新警,略近东野;特孟主严肃,卢饶诙谐风趣,两人襟抱,各自不同尔。

三、李贺

孟郊、卢仝之外,辞尚奇诡,而为韩愈所称道者,有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贺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唐书传》卷一三七)。杜牧序其诗集,以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则亦与仝殊途同归者也。贺诗以险丽著,然锤炼之极,精光烂然。例如《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真不愧为呕心之作。惜其年止十二七,不获益宏早就耳!

以上三家,虽户庭各辟,而究其归趣,则皆韩愈“文必己出”一语,有以发之。故谓唐音之剧变,由于韩氏一人倡导之力可也。此系作者,尚有刘乂、刘言史(字枣强)、贾岛(字浪仙,范阳人)之属。岛诗苦涩之趣,与孟郊略同,故有“郊寒岛瘦”之称;又与乂同为韩门弟子。乂以《冰柱》诗得名,奇恣与卢仝为近。言史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皮日休《刘枣强碑文》)。孟郊尝有诗哭之云:“精异刘言史,诗肠倾珠河”,可想见其风格。然此诸家,影响皆不及韩、孟、卢、贺之大,故不暇详述云。

 

第十二章 新乐府之发展

一、新乐府作品反映之社会问题

新乐府多关于社会问题之作,将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郭茂倩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

自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奉先咏怀》)之诗,而社会问题,始引起诗人之注意。同时元结(字次山,河南人)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篇,关心民瘼;杜甫引为同调,谓“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结以为民生之凋敝,在于官吏之不恤民隐;故其诗云:“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贼退示官吏》)当时百姓对于官吏之畏惧心理,亦于其诗中充分表出。其《喻瀼西乡旧游》云:“往年在瀼滨,瀼人皆忘情。今来游瀼乡,瀼人见我惊。我心与瀼人,岂有辱与荣?瀼人异其心,应为我冠缨。”可以窥见其时社会景况。而官吏鱼肉百姓之故,则在“近年更长吏,数月未为速”(《喻常吾直》)。诗人之注意社会问题,而表现于诗歌,盖以元杜二家为最早。结又作《闵荒诗》,假隋人《冤歌》,以寓规讽之义。又有《系乐府》十二首,并托兴风人,为元白新乐府之先声,当天宝乱事未起之先,社会已呈崩溃之象,结诗所表现,真不愧为有“时代精神”者矣。

二、张籍、王建

天宝乱后,社会复归小康;大历(代宗)、长庆(穆宗)间,藩镇跋扈,演成割据之局。人民困于官吏之诛求,政府不思救济,于是社会形成两大阶级,而民生日趋凋敝。诗人恻然不忍,乃起而从事于新乐府运动,以代抒冤抑;张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王建(字仲初,颖川人)其尤著者也。

籍与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并有往还,与愈交谊尤笃,而作风自异。居易称其诗云:“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居易于韩孟诗,不稍称说,独对籍服膺如是;其意固以杜甫、元结而后,“但歌生民病”者,惟籍为然也。籍诗有反对资本主义者,如《山农词》、《贾客乐》等篇是;有反抗统治阶级者,如《废宅行》是;有讨论妇女问题者,如《妾薄命》、《离妇》等篇是(参考胡适《白话文学史》)。兹举《废宅行》一篇以示例:

胡马崩腾满阡陌,都人避乱唯空宅。

宅边青桑垂宛宛,野蚕食叶还成茧。

黄雀衔草入燕窠,啧啧啾啾白日晚。

去时禾黍埋地中,饥兵掘土翻重重。

鸱鸮养子庭树上,曲墙空屋多旋风。

——乱后几人还本土?惟有官家重作主!

建与籍厚善,其送籍归江东诗云:“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又云:“出处两相依,如彼衣与裳。”二人作风,亦正相似。建所为乐府,多为农工代抱不平,而致慨乎社会制度之不良,思有以改革之。集中有写男工之痛苦者,如《水夫谣》、《水运行》等篇是;有写女工之痛苦者,如《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等篇是。其尤动人者,如《簇蚕辞》之末段:

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

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着?

《当窗织》之末段:

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

输官上头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

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

此等诗并富社会主义色彩,所谓“为事而作,为人而作”,与元白同其旨归者也。

三、顾况

与张王先后作新乐府者,尚有顾况(字逋翁,海盐人)。况欲以古诗三百篇之体制为新乐府,有《补亡训传》十三章;其《囝》一章,序云:“哀闽也。”(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其末段云:

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

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胡适以为充满尝试精神(《白话文学史》),其风格则与古乐府《孤儿行》相近者也。

四.孟郊

孟郊以穷愁诗人,间作新乐府,如《织妇辞》中之“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极似张王风格。其《寒地百姓吟》:

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

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骚。

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

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

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

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

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

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

上承杜甫,下开元白,描写之刻挚,视诸家似有过之。惜郊未能放大眼光,专从此方发展,致有“诗囚”(元好问说)之目,转令张王独作社会诗人耳!

 

第十三章 新乐府之极盛

一、白居易与元稹大力鼓吹新乐府

新乐府之发展,至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后徙下邦)而臻极盛。且标揭旗帜,大事宣传;一反韩派诗人之作风,避艰深而就平实,使诗歌复趋于“社会民众化”。斯固上承元、杜、张、王之系统,更从而扩大之者也。

白氏对于此事之主张,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同上)知声音之道感人深,故欲利用诗歌以改良社会;而又明定义例,以求收效之宏;故其言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其诗侧重写实,而以通俗为主,故有“老妪皆解”之称。其流传之广,则元稹所称:“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长庆集序》)其能深入人心坎,而引起共鸣,盖自有诗人以来,无出其右者。

稹与居易交谊最深,鼓吹作新乐府亦最力;而其动机则在目击当时社会情况,藩镇割据,擅作威福,思欲发之(详见《叙诗寄乐天书》)。又受杜甫歌行之影响,谓“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以二人之鼓吹,而诗格为之大变,所谓“嘲风雪,弄花草”之作,渐为社会所唾遗;诗歌与社会人生,始发生密切之关系。元白真诗坛之“广大教化主”已!

元白新乐府之重要作品,稹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居易有《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篇;皆“不虚为文”,词主切直;而居易影响为尤大。其最动人者,如《秦中吟》第二首之“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第十首之“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并辞情激烈,富于时代精神。至其《新乐府》中,尤多“脍炙人口”之作。移录二篇如下:

《卖炭翁》(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买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重千馀斤,官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问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稹作《新题乐府》,虽不及居易之富,而讽刺时政,极见苦心。两人同声,各以此获罪,同遭贬谪。唐诗之有“元白”,为平民代鸣冤抑不平之气,真不愧为“社会诗人”矣!录元氏《织妇词》: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

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戍索。

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

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余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

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

稹于穆宗时。官至宰相;年五十三,卒于武昌。居易克享大年,晚年转变作风,务为“闲适”;虽造诣益进,而影响不及所为新乐府之深。其七言律诗,不用故实,而自然工妙。后与刘禹锡有“刘白”之称,即多以此体唱和云。

长庆体

元白除新乐府外,其影响后来最大者,厥惟七言歌行。其所谓“长庆体”,音节谐和,铺叙宛转,最宜于歌咏时事之作;所以后人仿效者,直至近代而犹未全衰也。录元氏《连昌宫词》一首: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

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

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

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

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

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

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

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

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鬓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

李摹擪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

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

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

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

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

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

舞榭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

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

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

蛇出燕窠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

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

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

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官门泪相续。

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出相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

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第十四章 律诗之极盛

自大历以迄长庆,六七十年间,有意别辟户庭之诗家,约可分为平易与奇险二派。韩愈为后一派代表,孟郊、卢仝、李贺之属辅之;由张籍、王建,以下逮元稹、白居易,则属于前一派;分庭抗礼,并见创造精神。此外作者亦多,而创格稀见;性灵陶写,多以律诗,绝句亦甚盛行,故当补述。

一、大历年间诗人纷出

《唐诗纪事》以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钱起(吴兴人)、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司空曙(字文初,广平人)、李端(字正己,赵郡人)、李益(字君虚,姑臧人)、苗发(晋卿子)、皇甫曾(字孝常,丹阳人)、耿湋(字洪源,河东人)、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为大历十才子。《唐书》有吉中孚(鄱阳人)、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崔峒、夏侯审,而无郎士元、皇甫曾、李益、李嘉祐。要之诸人在当日诗坛,皆有所自树,且多以律绝擅长者也。

钱郎最工律诗,故当时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之说。李益在贞元末,与李贺齐名;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碧鸡漫志》)。王世贞云:“绝句李益为胜,韩翃次之。”(《艺苑危言》)张实居论七律云:“天宝以还,钱刘并鸣;中唐作者尤多,韦应物、皇甫伯仲(冉、曾)以及大历十子,接迹而起,敷词益工,而气或不逮。元和以后,律体屡变;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虽不足鸣大雅之林,亦可谓一倡三叹。”(《师友诗传录》)然则虽谓自大历以来,为律诗之极盛时代可也。

十子之外,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以律诗负盛名,有“五言长城”之自负语;七律影响亦大。秦系(字公绪,会稽人)与长卿善,诗亦功力悉敌。又有释皎然(姓谢氏,长城人)、严维(字正文,山阴人)之流,作家盖多不胜举矣。录诸家代表作各一首:

《送耿拾遗归上都》(刘长卿)

若为天畔独归秦,对水看山欲暮春。

穷海别离无限路,隔河征战几归人?

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

想到邮亭愁驻马,不堪西望见风尘!

《山中酬杨补阙见访》(钱起)

日暖风恬种药时,红泉翠壁薛萝垂。

幽溪鹿过苔还静,深树云来鸟不知。

青琐同心多逸兴,春山载酒远相随。

却惭身外牵缨冕,未信尊前倒接䍠。

《春思》(皇甫曾)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

家住层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

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

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斾勒燕然?

《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郎士元)

石林精舍武溪东,夜扣禅扉谒远公。

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缘空。

苍苔古道行应遍,落木寒泉听不穷。

更忆双峰最高顶,此心期与故人同。

《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僩》(卢纶)

乱离无处不伤情,况复看碑对古城?

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

今日主人还共醉,应怜世故一儒生。

二、律诗盛行期之歌行

在律诗盛行之际,有韦应物(京兆长安人)、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绍述王储,上规陶谢。钱榘谓:“韦公古澹,胜于右丞,故于陶为独近。”(《砚佣说诗》)应物又兼擅歌行,为白居易所推服。居易尝云:“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与元九书》)其歌行如《鸢夺巢》:

野鹊野鹊巢林梢,鸱鸢恃力夺鹊巢。

吞鹊之肝啄鹊脑,窃食偷居常自保。

凤凰五色百鸟尊,知鸢为害何不言?

霜鹯野鹞得残肉,同啄膻腥不肯逐。

可怜百鸟生纵横,虽有深林何处宿!

则亦与白氏新乐府同其旨归者也。宗元诗刻意学谢,代表作如《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苏轼以为“忧中有乐,妙绝古今”。盖由盘郁之久,一时触发,又非大谢之所能笼罩矣。

三、大历后诗

大历后诗,宗元之外,有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论者以为高于刘长卿(《说诗晬语》)。禹锡晚年,多与白居易唱和,时号“刘白”。其诗讽托幽远,又极注意民歌。既以王叔文党,坐贬朗州司马,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馀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全唐诗》小传)。居易相继有作,遂开后来倚声填词之风焉。为录《竹枝》二首如下: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散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原律诗之为体,最宜竞巧一句一字之间,雕镂风云,涂饰花草。唐人酬应之作,以此为多。而韦柳于韩白二派之外,独出心裁尚古体;禹锡又复注意民歌,以一变近体律绝之风格;亦研究唐代诗歌史者所不容忽也。

 

第十五章 晚唐诗

一、诗至晚唐,气格卑靡

陆游云:“诗至晚唐,气格卑靡。”(《花间集跋》)高棅则称:“开成(文宗)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群玉、李频等,尚能黾勉气格,埒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唐诗品汇序》)晚唐人诗,惟工律绝二体;不流于靡弱,即多凄厉之音,亦时代为之也。

二、杜牧与李商隐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与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齐名,世称“小李杜”。牧诗情致豪迈;商隐则能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蔡宽夫诗话》引王安石语),为宋初“西昆体”之祖。牧论诗崇李杜而薄元白,以《张好好》、《杜秋娘》诸诗,著称当世,而特长仍在近体律绝。其绝句如《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深得微婉不迫之趣。王世懋谓“晚唐七言绝句,脍炙人口,其妙至欲胜盛唐”(《艺圃撷馀》);牧与商隐,尤其杰出者也。商隐律诗尤典丽,喜作无题,有确有寄托者,有戏为艳体者,有实属狎邪者(详《四库提要》),而注家每穿凿求之,转多乖失。例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惝恍迷离,读之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但觉缠绵悱恻,荡志移情,正亦不须求甚解也。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又与商隐齐名,号称“温李”。喜作侧艳小词,其诗亦多绮罗芗泽之态,风格视商隐为低;然三家皆唐诗之后劲也。

三、其他诗人

此外诗名之较著者,有郑谷(字守愚,袁州人)、张祜(字承吉,清河人)、朱庆馀(名可久,越州人)、许浑(字用晦,丹阳人)、赵嘏(字承祐,山阳人)、卢肇(字子发,袁州人)、项斯(字子迁,江东人)、马戴(宇虞臣)、薛能(字太拙,汾州人)、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刘沧(字蕴灵,鲁人)、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人)、曹唐(字尧宾,桂州人)、李咸用、方干(字雄飞,新定人)、罗隐(字昭谏,馀杭人)、唐彦谦(字茂业,并州人)、吴融(宇子华,山阴人)之流,或师张籍,或师姚合(陕州硖石人),或受温李之薰陶;其间皮陆并称,方干尤长律体,正亦未容偏废者也。

四、五代诗人

五代之乱,诗人转徙流离,韩偓(字致尧,京兆万年人)入闽,韦庄(字端己,杜陵人)入蜀,并能开一方之风气,而卓然名家。庄以《秦妇吟》一诗负盛名,沉埋千载,近年始于敦煌石室,发现流传。居蜀所作小词,为词坛“开山作祖”,视其诗成就尤大,容别详于下编中。偓善香奁,自成一格。他作亦凄艳人骨,纯为亡国哀思之音。例如《惜花》:

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

眼随片片沿流去,恨满枝枝被雨淋。

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

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晶池塘是绿阴。

感怆缠绵,视温庭筠为饶气骨矣。

 

第十六章 西昆体及其反动

一、西昆体之弊

宋初诗多效晚唐,气格卑靡。至“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字之仪,大名人)、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子)辈从而效之,以新诗更相属和;亿后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田况《儒林公议》)。作者十七人,以李商隐为宗,诗皆近体,竞崇典丽,“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提要》);其弊则在“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六一诗话》)。例如亿作《汉武》: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飱。

力穷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每句皆用典实,索解已难。诸人又多为咏物之诗;石介至作《怪说》以刺之,谓“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皆切中其病。后进弥以驰逐,致有“优伶挦扯”之讥,宜其引起诗坛之反动也。

二、欧阳修等诗人之革新运动

西昆势盛之际,已有徐铉(字鼎臣,会稽人)、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人)等,由元和以上规李杜,稍崇风骨。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庐陵人)、苏舜钦(字子美,其先梓州桐山人,家开封)、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承流接响,相率为革新运动;而修以位高望重,实为总持。叶梦得云:“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修于同时诗人,特推苏梅二家,揄扬不遗馀力;而二人者皆落拓不偶,穷而工诗。修尝言:“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然修与二氏,“尽变昆体,独倡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叶燮《原诗》);则固受韩愈“以文为诗”之影响,而所谓“宋诗”之特殊面目,亦至此始豁然呈露矣。兹录苏梅诗各一首以示例:

《猎狐篇》苏舜钦

老狐宅城隅,涵养体丰大。

不知窟穴处,草木但掩蔼。

秋食承露禾,夏饮灌园派。

暮夜出旁舍,鸡畜遭横害。

晚登埤堄坞,呼吸召百怪。

或为婴儿啼,或变艳妇态。

不知几十年,出处颇安泰。

古语比社鼠,盖亦有恃赖。

邑中年少儿,耽猎若沈瘵。

远郊尽雉兔,近水歼鳞介。

养犬号青鹘,逐兽驰不再。

勇闻此老狐,取必将自快。

纵犬索幽邃,张人作疆界。

兹时颇窘急,迸出赤电骇。

群小助呼嗥,奔驰数颠沛。

所向不能入,有类狼失狈。

钩牙咋巨颡,髓血相溃沫。

喘叫遂死矣,争观若期会。

何暇正首丘,腥臊满蓬艾。

数穴相穿通,城堞几隳坏。

久此纵凶妖,一旦果祸败。

皮为榻上藉,肉作盘中脍。

观此为之吟,书以为警戒。

《书哀》梅尧臣

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

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

雨落入地中,珠沉入海底。

赴海可见珠,掘地可见水。

唯人归泉下,万古知已矣!

拊膺当问谁?憔悴鉴中鬼。

 

第十七章 元祐体与江西宗派

宋诗至煕宁(神宗)、元祐(哲宗)间而臻极盛。严羽《沧浪诗话》,始标“元祐体”之目,而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诸公当之。然此期诗家成就之最大者,前则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人)、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后则陈师道(字无己,一字履常,彭城人)、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而严氏独遗安石,殆以政治关系欤?

一、苏轼

轼与安石同受知于欧阳修,轼尤为修所爱。修固崇尚韩愈者;轼承其后,益以雄迈超绝之天才,阔视横行,更从而恢张扩大之。刘克庄云:“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龛张开阖,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后村诗话》)清人赵翼亦称:“以文为诗,始自昌黎;至东坡益大放厥辞,别开生面。天生一枝健笔,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轼诚宋代诗坛之柱石也!轼诗以七言古体,最擅胜场。例如《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塔,香花未收旗脚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艺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二、王安石

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乃尽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诗话》)。其长篇古体,立意翻新,如《明妃曲》之“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又云:“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多发议论,则亦受韩欧之影响,而与轼风格略同者也。叶梦得称其“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石林诗话》)。其最大成就,乃在七言绝诗。严羽云:“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沧浪诗话》)兹举《南浦》一首为例:

南浦东江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

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三、黄庭坚

庭坚与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张耒(字文潜,淮阴人)、晁补之(字无咎,巨野人)号“苏门四学士”,而庭坚诗最为杰出。庭坚得诗法于其父庶(字亚夫);庶诗学杜、学韩(参考《后山诗话》及《四库总目·伐檀集提要》);庭坚更从而加以发挥,以自创一种特殊音节,而特注意于句法之锻炼。例如《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来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气象阔大,声韵铿锵,自出于杜律中之拗体,而加以变化者也。庭坚五七言古体,亦以生新瘦硬擅场,足医浮滑庸滥之病。惟好奇过甚,末流不免险怪枯槁,面目可憎耳。

四、陈师道

师道初学于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后见鲁直诗,格律一变;鲁直谓其诗深得老杜之法(《宋诗钞》)。曾客苏门,为轼所称。其人品极高,尤以苦吟著;其诗“雄健清劲,幽邃雅淡,有一尘不染之气”(《后山集跋》)。最工五律;七律亦气象峥嵘,与庭坚为近。例如《九日寄秦觏》: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

九日清尊斯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

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

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

五、江西诗派

自吕本中(字居仁,寿州人)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由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潘大临(字邠老,黄冈人)、谢逸(字无逸,临川人)、洪朋(字龟父,豫章人,庭坚甥)、洪刍(字驹父,朋弟)、饶节(字德操,临川人)、徐俯(字师川,分宁人,庭坚甥)、韩驹(字子苍,蜀之仙井监人)、晁冲之(字叔用,巨野人)等,至本中二十五人;其人不尽籍江西,其诗亦不专一体。吕氏作图,徒以黄为江西人,特借以为重耳。元好问尝有“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论诗绝句》)之语,则宗派之说,为人诟病,盖已久矣。

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主江西派,又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字去非,洛阳人)。此自成一系统,影响后来者甚深。“江西诗派”之名,所以能垂诸久远者,皆黄陈之力也。

 

第十八章 宋诗之转变

世言宋诗,大抵以元祐诸贤为矩则;其脱离唐诗面目,而自成体格者,亦极其致于苏黄二家。南宋国势衰微,人怀悲愤,激昂蹈厉之音作,而向之以才智、学问,议论为诗,尽情驰骋者,其风稍杀矣。

一、陈与义

陈与义生于北宋末造,南渡后,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而诗格大变。刘克庄称:“元祐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体。及简斋(与义别号)始以老杜为师。建炎间,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后村诗话》)其诗如《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白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又如《牡丹》:

一自边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皆所谓:“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四库提要》)者也。

二、南宋诗人

南宋偏安局定之后,诗人有尤袤(字延之,无锡人)、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范成大(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郡人)、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合称:“尤杨范陆”,为南宋四家;或有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老人)而无尤袤;然二人诗集皆不传,所可称述者,惟杨、范、陆三家耳。”

三、陆游

游诗法传自曾几(字吉甫,号茶山,赣县人),几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赵庚夫题《茶山集》云:“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诗人玉屑》)。可想见陆诗渊源所自。陆诗迈绝时流处,即在其忧国之壮烈抱负,充分表现于字里行间;其富于爱国心,亦受几之感化。尝跋几奏议稿云:“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赵翼称游“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或大声疾呼,或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瓯北诗话》)。陆诗成就之惊人,盖受多方面之影响;其歌行又往往与岑参相近。且居蜀日久,恒出入军中;故其诗激壮悲凉,足以作懦夫之气;近体律绝,皆充满热情,而七绝尤工。兹录二首以示例:

《建安遣兴》

绿沉金鏁少年狂,几过秋风古战场。

梦里浑忘闽峤远,万人鼓吹入平凉。

《示儿》

老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四、范成大

成大在四家内,官位最高。尝充四州制置使。陆游入蜀,曾往依之。晚年退隐苏州之石湖。词人姜夔(字尧章,番阳人)亦受礼遇。其诗初学李贺、王建,颇有关涉社会问题之作,如《催租行》、《缲丝行》、《后催租行》等篇是。其《催租行》之末段: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

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足见当时官吏欺侮百姓情形。迨退隐石湖,始专为田园诗,而自成风格。尝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描写农村风味,颇能体贴入微。例如《夏日田园杂兴》: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杨万里尝称其诗云:“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俊伟,穷追太白。”(《石湖全集序》)殆非溢美之辞也。

五、杨万里

万里立朝多大节,然特以诗名。方回称其“一官一集,每集必变一格”(《瀛奎律髓》)。其自作《荆溪集序》云:“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又云:“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终乃“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仇,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万里经几许训练,乃欣然有得,有一任自然,其成功仍以七绝为最大;出语浅白,而折叠赴之,令人玩味无穷。例如:

《夜坐》

绣帘无力护东风,烛影何曾正当红。

兽炭薰炉犹道冷,梅花不易立霜中。

《明发房溪》

山路婷婷小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

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

万里晚年,最喜称道刘(禹锡)白(居易),宜其力求浅白,而颇接近民歌也。

六、其他诗人

南宋诗人,除上述三家之外,能卓然自树者,实不多觏。后起有“永嘉四灵”,其人为徐照(字道晖,一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皆永嘉人,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为法。《四库提要》称:“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芳兰轩集提要》)其不足跻于诸大家之列可知。

江湖派继“四灵”而起,其间作者,除姜夔、刘克庄(字潜夫,莆田人)、戴复古(字式之,天台黄岩人)、方岳(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人)四家外,类皆不足称述。所谓“江湖派”者,以钱塘书肆陈起(字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刊《江湖集》以售(《瀛奎律髓》),所录凡六十二家;而姜夔、洪迈皆孝宗时人,不应与诸家并列。此派之不为人重视,从可知矣。

 

第十九章 金元诗

一、金诗

金人崛兴塞外,既定鼎燕京,进取汴梁,与宋成南北对峙之局。宋文士如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辈,先后归之,因挟苏学北行,东坡诗遂盛行于金国,以启一朝之盛。松年(字伯坚)与激(字彦高),实导金诗之先河。既而蔡珪(字正甫,松年子)、党怀英(字世杰)、赵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滏阳人)、王寂(字元老,苏州玉田人)、王若虚(字从之,稿城人)、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相继出,以风雅相号召。除赵秉文以下四家,各有专集流传外,金诗作品,并详元好问所辑《中州集》中。金诗积百年之涵养,乃集大成于元好问;足与南宋陆游,角双雄于坛坫,为金诗生色不少矣。

二、元好问

好问(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七岁能诗,以《箕山》、《琴台》等诗,受知于赵秉文,秉文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详郝经《遗山先生墓志》)。好问称秉文诗,以为近陶潜、阮籍(《闲闲公墓志》);又称:“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东坡诗雅序》)其论诗宗旨,详所为《论诗绝句》二十首中;大抵主真淳,喜豪纵,所尚在阮籍、陶潜、韩愈、苏轼之间。郝经称其“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墓志》)。赵翼又谓:“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稟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瓯北诗话》)其诗兼工各体,七律尤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可泣可歌。例如《眼中》:

眼中时事益纷然,拥被寒灯夜不眠。

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

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又断句如《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送徐威卿》之“荡荡春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岐阳》之“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楚汉战处》之“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石岭关书所见》之“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适豺虎欲安逃?”并感怆激昂,令人读之声泪俱下矣。

三、元诗

元以异族入主中夏,对汉人之压迫,有甚于金。士气销沉,或混迹于倡忧,假杂剧以遣忧避祸,曲盛而诗词皆无甚特色,亦时势为之也。元初诗人,有赵孟頫(字子昂,湖州人)、仇远(字仁近,钱塘人)、刘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王恽(字仲谋,汲县人)、袁桷(字伯长,鄞人)、袁易(字通甫,长洲人)等,视宋末江湖一派之纤佻,故自不同;而刘、王、二袁,风骨高迈,亦自一时之俊也。

元诗之代表作家,世称虞(集字伯生,侨居崇仁)、杨(载字仲宏,浦城人)、范(梈字德机,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四家,风格各异,而以集为大宗;载诗风规雅瞻,雍雍有元祐之遗音;梈诗豪宕清遒,兼擅诸胜;傒斯则清丽婉转,集曾以“簪花美女”目之(参考《辍耕录》及《四库提要》)。又有吴莱(字立夫,浦阳人),其诗雄深卓绝,特善歌行;萨都拉(字天锡,本蒙古人,居雁门)最长于情,其诗流丽清婉,为集所推服。凡此皆元诗之卓卓者。

杨维桢(字廉夫,宏子)最晚出,特以乐府擅名。《四库提要》称其“根抵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铁崖古乐府题要》)。王士禛《论诗绝句》云:“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吴莱)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维桢入明尚在,真元诗之后劲也。

 

第二十章 明诗之衰敝

明诗专尚摹拟,鲜能自立。一代文人之才力,趋新者争向散曲方面发展;守旧者则互相标榜,高谈复古以自鸣高;转致汨没性灵,束缚才思;末流竞相剽窃,丧其自我。明诗喜言盛唐,乃不免化神奇为臭腐;又多立门户,以相攻击;作者虽多,要为诗歌史上之一大厄运已!

一、刘基

明初作者,以刘基(字伯温,青田人)、高启(字季迪,长洲人)最为杰出。王世贞谓:“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艺苑卮言》)基,振奇人也,为诗独标高格,极见抱负,而尤工乐府。例如《走马引》:

天冥冥,云濛濛,当天白日中贯虹。

壮士拔剑出门去,手提仇头掷草中。

掷草中,血漉漉,追兵夜至深谷伏。

精神感天天心哀,太乙乃遣天马从天来,挥霍雷电扬风埃。

壮士呼,天马驰,横行白昼,吏不敢窥。

戴天之耻自古有必报,天地亦与相扶持。

夫差徒能不忘而报越,栖于会稽又纵之。

始知壮士独无愧,鲁庄何以为人为?

二、台阁体及前后“七子”

永乐(成祖)以来,有所谓“台阁体”者,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主,雍容平易,有承平之风。迨“弘正(孝宗年号弘治,武宗年号正德)四杰”(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起,言诗必盛唐,而风气为之一变。何(字仲默,信阳人)、李(字天赐,更字献吉,庆阳人)最负重名,力倡复古;而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实为先导。嘉靖(世宗)间,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王世贞(字元美,自号弇州山人,太仓人)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家人,莫不争效其体。梦阳欲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四库空同集提要》),景明则深崇“初唐四杰”之格。王士禛云:“接迹风人《明目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论诗绝句》)则对景明亦致不满也。

明诗有前后“七子”之目,“后七子”以攀龙为冠,世贞从而和之;攀龙先逝,而世贞名位日高,声气日广,执诗坛之牛耳者,垂二十年。袁宏道兄弟,尝以“赝古”诋攀龙。世贞持论,亦主诗必盛唐,而藻饰太甚,攻者四起;然其对于各种文艺,并善批评,所著《艺苑卮言》,亦文学批评中之要籍也。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名稍亚于王李,特以五言近体,独步于“后七子”间。尝与王李结社燕市,其论诗宗旨,亦略相同。

三、公安三袁

明人摹拟之习,至“公安三袁”(宗道字伯修,宏道字无学,中道字小修)出,始渐革除。宗道始与南充黄辉,力排王李之说,论诗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其弟宏道、中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参考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其所持宗旨,谓:“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欧、苏、黄、陈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静志居诗话》引)凡此,皆深中明代诸家之病,宜“一时闻者涣燃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朱彝尊说)。其诗虽间出以俳谐调笑,又杂俚言,而生气充溢行间,信明代诗坛之一大解放已!

三袁之后,复有钟(惺字伯敬,竟陵人)、谭(元春字友夏,竟陵人)合选《古诗归》、《唐诗归》二书,学者靡然从之,谓之“竟陵体”。其诗务为幽深孤峭;朱彝尊斥其“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其于不通”(《静志居诗话》),且以“妖孽”目之,未免贬抑过甚。然明诗至此复坏,而国亦旋亡矣。

 

第二十一章 清诗之复盛

清虽以异族入居中原,而对于汉族文化,接受甚早,濡染亦深。康熙(圣祖)帝天纵多才,耀兵塞外,既定西藏,平台湾,宇内晏然,国威大震,太平之业,绵亘二百数十年。直至洪(秀全)杨(秀清)变兴,始见兵革。中间休养生息,文人才士,得以致力于学术文艺,其惊人之发展,几欲超迈汉唐;即就诗歌而言,亦远胜元、明两代。清诗虽亦规抚唐、宋,而诸大家各能自出心裁,特具风格,非如明人之以“赝古”欺人也。

一、清初作者

清初作者,大抵皆明季遗民。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虞山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与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称“江左三家”,而鼎孳不逮钱、吴远甚。谦益诗出入李、杜、韩、白、苏、陆、元、虞之间,才力富健,一时罕与抗手。伟业对于“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梅村集提要》)。盖伟业身当“鼎革”之际,“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故所作“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且诗中关涉明季史事者,尤指不胜屈,长歌当哭,聊以写哀。伟业自言:“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篇篇言之有物,故不觉其感怆淋漓;例如《圆圆曲》之“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可当“诗史”之目矣。

二、康熙时期诗人

康熙盛时,有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号称“南施北宋”,而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实为骚坛盟主。“士禛谈诗,大抵源出严羽,以神韵为宗”(《渔洋精华录提要》)。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品评曹丕以下诸家诗,其第二十九首云:“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可见其平生宗旨所在。闰章尝语士禛门人洪昇曰:“尔师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居易录》)士禛专主神韵,故以七绝为最工。例如《冶春绝句》:

三月韶光画不成,寻春步屧可怜生。

青芜不见隋宫殿,一种垂杨万古情。

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

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

真所谓“朱弦疏越,有一唱三叹之音”,开后来法门不少。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为诗兼工众体,或与士禛并称。赵执信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谈龙录》)二家之外,以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浙江海宁人)为最著。查诗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清诗风气,亦渐由宗唐,转而学宋矣。黄宗羲比其诗于陆游;王士禛则谓:“奇创之才,慎行逊游;绵至之思,游逊慎行。”(《敬业堂集序》)此特就其律诗言之耳。

三、乾嘉时期诗人及理论发展

乾隆(高宗)、嘉庆(仁宗)间,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蒋士铨(字心馀,号清容,江西铅山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号三大家。翼善论诗,有《瓯北诗话》,言多精辟。士铨以作传奇负盛誉,诗词皆不见特佳。枚诗主性灵,影响最大。尝谓:“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力破“温柔敦厚”之说,谓此“不过诗教之一端”(《再答李少鹤》);颇能不囿于陈言,卓然有所自树。是时论诗者,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举唐诗为指归,厉鹗(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人)树宋诗为标准;诗家唐宋之界,又起纷争。枚则主“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谓:“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随园诗话》)持论并极通达。特其诗有时流于谐谑,不无轻佻之病,致为时人所诟病耳。

是时诗人尚有黄景仁(字仲则,武进人)、张问陶(号船山,遂宁人)、舒位(号铁云,大兴人)等。景仁《两当轩诗》,才气豪放似太白,近乃大行于世。然乾嘉之际,成就最大者,当推厉鹗。鹗五言融合陶、谢、韦、柳之长,近体从陈与义变化出之,尤工绝句,例如《虎丘送春》:

塔迥廊回燕燕飞,送春人去恋斜晖。

似嫌荦确侵罗袜,却要残红作地衣。

清诗至乾嘉而臻于极盛,作者多不胜举;或规唐体,或尚宋贤。道光间,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盒,仁和人)为诗特奇丽,自成一格,近人多效之。迨咸丰兵起,诗风为之一变,无复雍雍盛世之音矣。

 

第二十二章 清诗之转变

一、曾国藩对近代诗词之影响

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宗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国藩诗虽未臻上乘,而提倡黄诗最力,转移风气,影响迄今;此治近代中国文学者所宜特别注意也。

嘉庆、道光以前,为诗宗杜韩者,惟一钱载(号箨石,秀水人);稍后有程恩泽(号春海,翕人)、祁寯藻(号春圃,山西寿阳人),虽并不为王士禛、沈德潜二家之说所囿,而风气仍未大开。迨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同受业恩泽之门,遂传其业,而珍诗尤称绝诣。珍又与其乡人莫友芝(字子思,号郘亭,独山人)并称,均多乱离之作。友芝序其《巢经巢诗》,谓:“盘盘之气,熊熊之光,浏漓顿挫,不主故常。”陈衍则称其“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石遗室诗话》)。虽其法得诸韩愈、黄庭坚,而特饶新意,境界别辟,真一代之奇作也。珍自公车报罢后,蠖屈乡关,漂泊西南;友芝则受知国藩,而与珍友谊最笃。国藩论诗宗旨,受珍影响甚深,清季诗人,皆间接被其薰染者也。

二、金和

太平天国取金陵,金和(号亚匏,江苏上元人)出入兵间,备尝艰苦,就所闻见,发为诗歌;极“以文为诗”之能事,而一种沉痛阴惨气象,视杜甫、郑珍,犹有过之(参用陈衍说)。其诗确能表现时代精神,而用笔之奇恣,则亦韩愈与北宋诸贤遗法也。例如《痛定篇》:

贼妇作何状?略似贼装束。

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

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

自从入城后,忽效吴楚俗。

夜叉逞华妆,但解色红绿。

彼或狐而貂,此或纱而毂。

鬼蝶随风翻,岂问春寒燠?

头上何所有?亦戴花与木。

臂上何所有?亦缠金与玉。

绵绔不蔽踝,但系裙六幅。

更结男子袜,青鞋走相属。

鴂舌纷笑哗,麏集踞高屋。

朝去朝贼王,官以女头目。

既定兄弟籍,乃尽姊妹族。

大索从闺房,一见气敢触?

惨惨眉尖蛾,撞撞心头鹿。

小胆皆鼠销,修颈半蚕缩。

吞声出门行,敢云路非熟?

十里更五里,尚谓行不速。

喃喃怒骂多,销重且鞭扑。

樸被未及携,知在何处宿!

求死无死所,求生则此辱。

苦恨小儿女,徒乱人意哭。

弃置大道旁,不复计惨毒。

长者乞食呼,幼者蝇蜹簇。

我急还家看,幸未被驱逐。

三、江湜

与金和同时,而以善写穷苦称者,有江湜(字弢叔,江苏长洲人)。其人一生坎壈,“所写穷苦情况,多东野、后山所未言;近人则郑子尹、金亚匏未能或之先”(《石遗室诗话》)。其诗“古体皆法昌黎,近体皆法山谷,无一切谐俗之语错杂其间,戛戛乎其超出流俗”(彭蕴章《伏敔堂诗录序》);诚咸同间一诗雄也。湜尤工讽刺,有《拟寒山诗》四十首,极嬉笑怒骂之致;兹录一首为例;

某甲善狎邪,能得名妓意。

妓以名故骄,事之良不易。

百端既尽欢,其术盖已秘。

某乙窃学之,入官为能吏。

四.黄遵宪

甲午(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中国创巨痛深。诗人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人)崛起岭南,举一时可慨、可悲、可歌、可泣之事,悉形歌咏,遂为晚清诗坛,放一异彩。其论诗宗旨,谓:“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其运用之法,则主“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述事则“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人境庐诗草自序》)。又高揭“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之论,其富于解放精神如此!其官湖南按察使时,与巡抚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共倡新政;宝箴故与国藩善,遵宪诗学,宜其间接受国藩之影响。昌黎主“文必己出”,山谷则务生新,固革新派之先导也。遵宪诗关于感时抚事者,以《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诸篇,为最有历史价值。例如《台湾行》:

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

我高我曾我祖父,刈杀蓬蒿来此土。

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

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

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千万户?

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有不从者手刃汝!”

堂堂蓝旗立黄虎,倾城拥观空巷舞。

黄金斗大印系组,直将“总统”呼巡抚。

“今日之政民为主,台南台北固吾圉,不许雷池越一步。”

海城五月风怒号,飞来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航来如潮。

前者上岸雄虎彪,后者夺关飞猿猱,

村田之铳备前刀,当辄披靡血杵漂,

神焦鬼烂城门烧。谁与战守谁能逃?

一轮红日当空高,千家白旗随风飘。

搢绅耆老相招邀,夹跪道旁俯折腰,

红缨竹冠盘绵绦,青丝辫发垂云鬓,

跪捧银盘茶与糕,绿沉之瓜紫蒲桃。

“将军远来无乃劳?降民敬为将军导。”

将军曰“来,呼汝曹!

汝我黄种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

实辟此土来分茅,今日还我天所教。

国家仁圣如唐尧,抚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譊譊!”

将军徐行尘不嚣,万马入城风萧萧。

“呜呜将军非天骄,王师威德无不包,

我辈生死将军操,敢不归依明圣朝?”

噫!嚱!吁!悲乎哉!汝全台!

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覆随转睫。

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五、清末诗人

清之末季,诗人有樊增祥(号云门,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易顺鼎(字仲硕,晚号哭庵,湖南龙阳人)、陈三立(字伯严,晚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人)、陈衍(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郑孝胥(字太夷,号苏盦,福建闽县人)等,而陈、郑影响为大。三立为宝箴子,为诗“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季宣)”。衍称“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景,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石遗室诗话》)。晚居庐山,巍然为诗坛老宿,而风格转益遒上。例如《夜坐》:

松气围庐生夜寒,况移片月挂檐端。

虫声鼠影都相避,只向孤灯诉肺肝。

孝胥诗“少学大谢,浸淫柳州,益以东野,泛滥于唐彦谦、吴融以及南北宋诸大家,而最喜荆公”(《石遗室诗话》)。然其精思健笔,转与元遗山为近。衍教授南北,善说诗,以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馀地耳”(《石遗室诗话》)。又标“同光体”之目,而论诗不主一家云。

晚清诗坛,鲜不受陈、郑影响,俨然江西、福建二派;江西主山谷、宛陵;福建则尚后山、简斋、放翁诸家,近复趋向晚唐,以写丧乱流离之痛。自“新文学运动”起,而其风亦少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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